周同宾长期在南阳农村和小城镇生活，与农民和农村生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不止一次地宣称：“我是农民的儿子，我身上环流着农民的血液……”这种身份认同来自于周同宾与土地、与农民因血缘关系而产生的一种情感指认。这种乡土情感，使他数十年笔耕不辍，为大自然，为南阳农民，绘出了一幅幅精美绝伦而又内涵深厚的艺术画卷。
乡土恋歌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后，贫困的乡村开始焕发出蓬勃的生机。面对万物复苏的现实，刚恢复创作自由的周同宾抑制不住自己的歌喉，唱出了一曲曲新时期乡土的恋歌。在他眼里，故乡无处不飞花，“故乡的山水美，田园美，一块石头，一朵野花，一间茅屋，一条小径都能上画，随便任何一个地方看去，都是好风景”（《故里三丑》）。那岸边“天趣盎然着密密的茅草”的黑水潭（《黑水潭》），那绕村绕了九道湾，“水边有绿柳翠竹，黄芦紫蓼”的九曲滩……这些景物，经过周同宾内心情感的浸润和着力描绘都成了有生命律动的图景，闪烁着美的光泽。在周同宾的笔下，故土不仅风景美，人也更美：长水大伯风趣乐观；十三老汉不惧恶势力，耿直倔强；二嫂勤劳能干；五疙瘩恪守传统，乐于助人，善良淳朴……这些乡土子民都是普通人，却具有美好的心灵，在他们身上积淀着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淳朴的乡民与诗意的乡土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了诗情画意的乡音。
自80年代中期以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南阳盆地农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也随着民情民俗而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作家在审视乡土时，改变了“乡土的诗，诗的乡土”的审美范式，逐渐进入到以挽歌为主体的创作期。他站在现代文明发展的精神高度去审视、回望故土乡亲，以现代文明意识去观照故乡亲人的生存状态、道德文化价值观念、心理疾患和行为上的旧的残留，因而他的散文思想力度加强了，作品也深刻、厚重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挽歌是情歌内涵的纵深扩展，他的原野守望进入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如果说以往周同宾诗意乡村的情歌吟唱还受着“杨朔模式”的影响，没有拉开与乡村的距离，有着刻意模仿的痕迹的话，那么这一时期，他开始大胆质疑有关散文“诗意、意境”等被视为经典的理论。这种质疑使他背弃了那种煞费苦心地挤出诗意，无中生有地制造诗意，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散文创作规范。周同宾开始超越单纯情感，以深邃的理性冷静地审视乡村。随着乡村现代化进程加快，新旧观念的交汇，乡村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碰撞越来越多，他歌唱的诗意减少了，真实性却大为增强。
周同宾唱给故乡亲人的挽歌主题话语之一，便是对昔日宁静和谐的农村生活情调和淳朴民风丧失的追悼和挽留。“故乡的月夜，再也没有了静谧，再没了朦胧美，再没有令人销魂的诗情画意和我写顺手的雅致散文，举头望月，仿佛只有月儿依旧”（《寻不出月夜的散文》）；昔日饭场热闹、乐融融、美滋滋的气氛也被今日的冷寂取代，今昔对比，作家心中十分懊丧（《饭场纪事》）。当作家厌倦了城市中的喧嚣，想重新寻找一块可以安放灵魂的净土时，却再也找不到了。他忧虑的是农村在追逐物质的同时，却丧失着情感、灵性等属于“精神”的东西。
挽歌的主题话语之二，就是作家对乡土民众当下的生存状况、心理疾患和行为上旧的残留的展示。在现代文明的映衬下，审视乡土的滞后性，从而呈现出文化批判的色彩。其中比较突出的是对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土壤中所孕育出的狭隘、自私、嫉妒、守旧等小农意识的展现与批判。疙瘩两口子，靠好政策和一部拖拉机发了家，“楼房最高，彩电最大”，“疙瘩女人的衣服一天一换，使全村的女人都显出了穷酸相”，这一切“像变了一个秤砣，沉沉的坠在男男女女的心上”。然而，疙瘩因车祸死去，在直响了一天的鞭炮声中，“众人心上的秤砣没了”（《疙瘩》）。在对精神痼疾、病灶的文化追问中，周同宾还潜入乡土习俗中，去挖掘“软性”桎梏对乡民的束缚，从而批判乡民身上的“劣根性”。幺婶漂亮、善良、能干，只因做过大户人家的填房，成为那个时代的牺牲品，又因颧骨高，死了也得不到幺叔的饶恕（《祭幺婶文》）；闪五爷有恩于全村父老，又能做一手好席面，却因为年老娶妻，冒犯了乡村“规矩”而遭人轻贱羞辱（《历史的乡野》）。周同宾用平平淡淡的吟唱，揭示了腐朽的伦理观对美好人性和正常人格的肆意践踏。
在挽歌写作中，周同宾放弃了对重大历史事件或政治命题的
